金维映：邓小平第二任妻子，李铁映母亲，长征时曾为贺子珍接生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莫斯科，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来自中国的红军女战士不幸受到波及，在一次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中牺牲。
她就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她是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曾在长征中为贺子珍接生。
1904年，金维映出生在浙江舟山，她和邓小平是同年。
父亲金荣贵，粗通文墨，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生活过得很艰难。
8岁那年，因老家发生饥荒，迫于生计，金维映随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定海居住。
她和母亲、叔婶靠扎纸花、折锡箔等祭奠用品，贴补家用。虽然家里穷，她还是得以进入县立女小读书。
小学校长沈毅，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在他的影响下，革命的种子在金维映的心中逐渐萌芽。后来，金维映在沈校长的资助下，考入宁波女子师范，毕业后回定海女小任教。女儿成了教书先生，这让父亲十分欣慰。
1926年10月，宁波党组织来舟山发展党员，思想积极的金维映加入共产党，正式投身革命。她协助组织成立定海党支部，成为支部负责人之一。
此后，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她领导工人罢工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薪水；她还把当地的渔民和盐民组织起来，反抗地主恶霸的长期压迫，被当地人誉为“定海女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残害进步人士。因为革命积极，工作认真，金维映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在蒋介石的清剿之下，舟山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金维映不幸被特务逮捕下狱。好在战友和组织积极营救，金维映不久被组织营救出狱。老家已经不安全，她必须转移。
有一天，她轻声告诉父亲：“我要去上海教书了。”
父亲听了，心中一紧。他知道，女儿去教书是借口，去革命才是真。他默默地打量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是点点头。
金维映与家人含泪而别，谁知这一去，她再也没能回过家乡。
到了上海，金维映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20多岁的金维映，出落得亭亭玉立，却少有少女的娇羞，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股豪气。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阿金”。
在上海工作期间，金维映邂逅了后来的第一任丈夫——邓小平。
1928年，邓小平与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婚，两人十分恩爱。不幸的是，婚后才两年，张锡瑗就因为生孩子患了产褥热。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没几天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出生没几天的孩子也随之夭折了。
邓小平十分悲痛，然而为了革命，他来甚至都不及埋葬妻儿，就匆匆赶往广西。临行前，他含泪委托中共特科的同志李强代为埋葬妻子。
1931年7月，邓小平要去中央苏区工作，得到批准。
此时，27岁的金维映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了。恰逢组织上派遣她到中央苏区工作，她与邓小平正好同行。
痛失妻儿的邓小平还沉浸在悲痛之中，而热情开朗、善解人意的金维映一路上的陪伴，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心绪好转了不少。
他们从上海乘船出海，经由广东汕头，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哨兵的盘查，秘密进入福建永定，然后北上经过上杭、长汀，辗转来到瑞金的叶坪。
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让两颗年轻的心彼此靠近，很快就产生了感情。还没有到达苏区，情投意合的两人就结婚了。
只可惜，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不到两年时间。
到了苏区，邓小平先后担任瑞金、会昌两县的县委书记；而金维映则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夫妻二人都成了大忙人。
当时正值蒋介石调集五六十万兵力，对苏区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金维映率领新编独立团奔赴赣县，参与反“围剿”斗争。
子弹呼啸，枪炮隆隆，金维映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下火线，与敌人战斗。警卫员拉着她的衣服，让她退下战场，她摆摆手说：“不要多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打前阵谁打前阵！”
经过四天三夜的激战，红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那段时间，金维映领导县委成员，积极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同时为前线部队征兵募粮、帮助当地百姓发展教育，她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无限的革命工作中去，邓公又何尝不是呢！
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让夫妻俩分居两地，难得见上一面。聚少离多，感情难免疏离，最终金维映与邓小平渐行渐远。
1933年5月，因为种种原因，金维映与邓小平分手，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
1972年，邓公重返于都，追寻过去的足迹，还向当地的干部深情地提到金维映。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有不少笔墨写到了金维映，写到父亲与金维映的结合与分离。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发起第五次“围剿”，党中央下令动员苏区人民参加红军，支援前线。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金维映担任瑞金突击队长，组织“扩红”动员。她奔波在乡村，把扩红、征粮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瑞金突击队动员新兵3200名，征集粮食11200担，为后来红军长征打下基础。
金维映出色的革命工作，也得到了苏区领导的高度赞扬。
不久，金维映调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与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老革命——李维汉相识，一来二去，两人产生感情，1934年结为夫妻。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8万多人怀着沉痛、悲壮的心情，告别苏区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金维映与邓颖超、贺子珍、蔡畅30多位女红军随部队远征。
长征刚开始，金维映她们被编入“红章纵队”，负责宣传和扩红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大部队连续冲破敌人几道封锁线。但是敌人穷追不舍，对红军围追堵截，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直到红军进入云贵川腹地，才渐渐摆脱了敌人的追兵。
但是离开了根据地，因为搞不到粮食，很多红军战士常常饿肚子。有时候遇到打仗和急行军，女同志的身体就更吃不消了。
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同志，红军成立休养连，金维映担任党支部书记。每次行军出发前，她总是跑前跑后，给大家唱歌、说快板，激励士气；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又忙里忙外，安顿大家吃住。
金维映的吃苦耐劳和乐观精神，感染了很多同志。
1935年2月，红军渡过赤水河，翻越白沙山。
好巧不巧，贺子珍的产期临近。早在红军长征前，她就怀了毛主席的孩子。长征路上，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肚子出现了阵痛。包括金维映在内的红章纵队的女同志们自发组织起来，准备东西，为贺子珍同志接生。
贺子珍被抬进了一个茅草屋，过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传来了个女婴的啼哭声。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条件艰苦卓绝，同志们甚至连给小婴儿包身的衣服都找不到，只好用白土布将婴儿包裹起来。
长征期间，红军有过规定，行军途中不准带婴儿。一是怕行军途中，孩子哭声大引来敌人；二是怕条件艰苦，养不活孩子。
最终，这个孩子只能送给当地的老乡抚养。
母子连心，贺子珍的痛苦可想而知。她被重新抬上担架，跟着队伍出发了。后来贺子珍曾多方查找这个孩子，可惜都没能找到。她悔不当初，没能留下日后与孩子相认的线索。
贺子珍将孩子送给老乡抚养的痛苦，不久金维映也切身体会到了。
红军长征路上，比敌人的围追堵截更难熬、更艰苦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金维映与蔡畅等人随右路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北上，她们的面前，是茫茫无边的草地，是积雪千年的雪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寒冷。
同志们衣衫单薄，雪山上的寒风，把他们的脸都冻成了青紫色。到了晚上，大家只能拥在一起，用身体互相取暖！
过了雪山，就是草地。金维映和同志们在茫茫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地，脚一踏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了。有的同志饿得没有力气，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再也没起来。
很多同志，都牺牲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
1935年10月19日，金维映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
到达陕北后，金维映继续担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丈夫李维汉是组织部部长。虽然同在组织部，夫妻两人还是聚少离多。
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李铁映。然而为了革命事业，金维映不得不含泪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农民家里。
直到1937年，金维映与李维汉的生活才安定下来，夫妻俩将孩子从老乡家里接回延安，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由于长期劳累、艰苦的生活，此时金维映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下来，疾病缠身。
1938年春天，组织上安排金维映与蔡畅、刘群先等人前往苏联治病和学习。金维映不得不与丈夫和不满两岁的孩子分别。
然而她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1938年5月，金维映等人到达苏联莫斯科，一边学习进修，一边治病休养。
不幸来得十分突然，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莫斯科发动空袭。在这次空袭中，金维映和刘群先不幸遇难。金维映牺牲时，年仅37岁。
金维映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
据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她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大哭，蔡畅不禁陪她落泪。”
因为是在异国他乡，而且太过突然，国内并不知道金维映牺牲。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才传出她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舟山老家的亲人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
由于她离开家乡参加革命，隔绝了与老家亲人的联系长达几十年，而且多次变更姓名，寻找变得异常困难。
直到80年代，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介绍红军女战士参加长征的文章，其中有个舟山籍的女战士叫“金维映”，家人得知后才与北京取得联系。自此，金维映的革命事迹才广为人知。
1990年，故乡人为未归的女儿修复了故居。在岱山县金维映故居，陈列着一个陈旧的空木箱，这是金维映留下的唯一遗物。
金维映辉煌而灿烂的一生，永远定格在了37岁。
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党的壮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无愧于“巾帼女杰”的称号，更是党和人民的英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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