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文艺界以笔为戈，创作了大量振奋人心的作品。7 月 29 日，“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中的抗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座谈会”在京举行。
座谈会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主办，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靳尚谊、王立平，馆员梁晓声、孙晓云，特约研究员王镛，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创作与革命文化传承研究，抗战书画、诗词等中华传统艺术作品美学研究，以及抗战文艺作品艺术精神与当代文艺创作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
铭记烽火岁月：文史馆员们的抗战记忆与精神传承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在致辞中表示，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文艺界创作了许多振奋人心的作品。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老馆员们凭借深厚底蕴和艺术造诣，留下诸多反映抗战精神的佳作，如符定一的《抗战感怀》、叶恭绰的《抗战书怀》等诗词，齐白石的 “螃蟹横行” 画作，启功的《仿石涛山水图》等，从不同角度展现抗战情境与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馆员们继续以艺术传承民族精神，如陈半丁的《义勇军进行曲图》、孙天牧的《黄河颂》、启功的题字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冯远表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继承抗战文艺传统，以人民为中心，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回忆起自己小学时期亲身经历的抗战时期。他的家乡河南焦作因煤矿而繁荣，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小学被迫学日语，但学生大多不愿学也学不好。他曾亲眼目睹日军将八路军战士砍头后游街的残酷场景，感到了战争的血腥暴虐。抗战胜利后，当地伪军被国民党改编，民众则因对日军的愤怒而哄抢其商店。此外，靳尚谊先生还提及建国后革命博物馆征集了许多抗战题材历史画，如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的《地道战》等。他认为抗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长时间的遗憾和停顿”，但最终中国人团结起来，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名誉会长王立平认为，当下是回顾重要历史的关键节点，对于国家、个人及文史研究意义重大，梳理回顾历史是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责任与担当。他多年来组织了上百人的团队，耗时 7 年多开展《百年乐府》研究，旨在梳理历史，让后人更好地了解历史，承担起一代人的责任与历史担当。他表示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希望得到支持共同做好这件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晓声表示，他作为哈尔滨人，从小耳濡目染抗战英雄事迹，当地以英雄命名的街道、烈士受刑地等，都让他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他认为，家国情怀是中国近当代文化艺术最独特的精神特质，这在唐诗宋词中就有诸多体现，到了近当代更是鲜明。如《松花江上》的创作、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歌，艾青的诗句，以及《黄河大合唱》等，都将文艺的凝聚作用发挥到极致，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罕见。他曾受一封抗战时期的家书触动，创作了历史题材作品《父父子子》。他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而有些日本人却否认甚至美化侵华行为，他认为这也是今天必须回顾历史的意义所在。
座谈会现场
烽火铸魂，笔墨传情：好的作品是对时代精神的深情守望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表示，革命先辈精神滋养文艺创作，文艺离不开时代与人民，优秀作品是时代号角和团结力量，文艺工作者需融入时代，创作出有水平、有温度的精品。孙晓云生长于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结合的家庭，父亲是抗日老兵、新四军文工团组建者，曾创作广为流传的《石臼渔歌》，母亲出身书法世家，孙晓云自幼学书法，书法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她表示，作为书法工作者，要将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传承革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创作出更多彰显时代精神的作品。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以“继承抗战精神，弘扬悲壮美学”为题发言。他认为，悲壮是悲剧意识的升华，是崇高与壮美的极致，具有强烈精神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中国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诗歌与音乐作品，以及《流民图》《怒吼吧中国》等绘画作品，均表现了悲壮美学。但是如今不少抗战题材作品 “悲而不壮”或“壮而不悲”，未达悲壮美学高度。他表示，正如艾青对土地的深沉热爱，当代艺术的感人高度取决于艺术家对祖国的情感深度。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以“从抗战诗词学习伟大的抗战精神”为题发言。他表示，14 年抗战中，无数志士仁人创作的诗词是抗战文化重要组成，起到抒发情怀、鼓舞斗志等作用。体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如郭沫若、吉鸿昌等人的诗作；体现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陈毅、左权相关诗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体现于陈毅、叶剑英等的诗中。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其抗战期间的 13 首诗词充满革命乐观与浪漫主义。周文彰认为，当下应弘扬抗战诗词体现的抗战精神，激励人们前进。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培贵认为，抗战时期书法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书写在文辞及背后情感、理念传达中具特殊作用。二是风格上，颜真卿字体因隐含政治和道德寓意被广泛使用，抗日军政大学等的标语多具沉厚、雄强、端庄特点；北碑风格因视觉力量和浑厚感也常见；毛主席书法以豪放风格异军突起，这些最终形成 “正大气象”。他认为，反观当下书法为展览而作，创造力和气象需反思，建议加强抗战时期书写研究，为未来书法发展提供启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表示，为庆祝抗战胜利 80 周年，他编了《抗战诗词三百首》这本书。他认为，14年抗战关乎民族存亡，文学投身其中。相较古代战争诗，抗战诗词有新特质：超越忠君，彰显爱国；作者多元，涵盖将士、文人、女性等，均亲历战争；格调昂扬悲壮，无悲观颓唐；有新意境、语句与风格；形式革新，长篇叙事诗增多，语言通俗，可配乐歌唱。他认为这些诗词让人铭记历史，并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雪棠表示，她关注到抗战诗词与古代诗词的关联，以词牌选择和用典为例，如众人多选《满江红》，因其适合表达激越悲壮情感，认为这不仅是文字修辞的继承，更是爱国情怀的延续。她举例顾随 1945 年的诗作化用陆游《示儿》典故，表达亲见胜利的自豪；陈寅恪的诗亦用该典故，体现胜利时告慰先人却家恨未泯的复杂情感，展现出爱国情怀的回响。她表示，如何让传统艺术形式继续发挥文以载道的作用，是作为一个高校的教师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她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永认为，抗战文艺以罹难 - 牺牲 - 胜利为基本抒情线索，其对牺牲的表达体现了民族生死关头的集体意志与精神升华，形成了独特的战争抒情范式。如《给战斗者》《黄河大合唱》体现肉身抗争与精神永生的超越性；《蜕变》展现家园亲情升华为民族精神；《他死在第二次》为无名者树碑。他认为，抗战文艺创造了东方特有牺牲美学。当前关于抗战文艺的研究正从文本分析转向情感分析，探讨集体记忆如何通过文艺形式实现代际传递，这对讲好中国的“胜利”故事具有方法论意义。
此次座谈会的举办，有助于推动文艺界深入挖掘抗战时期传统文化艺术作品的精髓，激励更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贴合时代需求、彰显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和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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